周四，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，沪胶浅幅回升。

国内方面，国家外汇管理局3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15年三季度，我国经常账户顺差3773亿元人民币，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715亿元人民币。其中，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9330亿元人民币，储备资产减少10046亿元人民币。

2015年前三季度，我国经常账户顺差12881亿元人民币，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2866亿元人民币，其中，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17052亿元人民币，储备资产减少14169亿元人民币。

按美元计价，2015年三季度，我国经常账户顺差603亿美元，其中，货物贸易顺差1599亿美元，服务贸易逆差663亿美元，初次收入逆差275亿美元，二次收入逆差59亿美元。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114亿美元，其中，资本账户逆差0.2亿美元，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1491亿美元，储备资产减少1605亿美元。

按美元计价，前三季度经常账户顺差2089亿美元，其中，货物贸易顺差4165亿美元，服务贸易逆差1607亿美元，初次收入逆差379亿美元，二次收入逆差90亿美元。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470亿美元，其中，资本账户顺差3亿美元，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2750亿美元，储备资产减少2277亿美元。

国家外汇管理局3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截至2015年9月末，我国全口径外债余额为97318亿元人民币。

截至2015年9月末，我国全口径外债余额为等值15298亿美元，当前影响我国外债规模变动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一是境内市场主体积极偿还贸易融资项下债务款项，规避汇率风险。9月末，银行贸易融资余额（即海外代付、远期信用证）较6月末减少314亿美元。二是境内市场主体通过财务运作优化本外币资产负债结构。9月末，人民币外债余额较6月末下降981亿美元。三是因三季度美元加息预期升温，部分境外金融机构和非居民存款配置调整。9月末，我国金融机构被动吸收的境外同业存款和非居民存款较6月末减少703亿美元。

总体来看，外债规模的下降，说明我国对外偿付风险减小。未来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的不断增强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深入推进，以及国际市场利率汇率的变动，我国全口径外债规模的短期波动可能成为新常态。外汇局将继续加强事中事后监测分析，积极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，完善应对政策储备和应急预案，防范异常跨境资金流动风险。

国际方面，2015年，不安的氛围弥漫在全球资本市场之上：一边是量化宽松，另一边却是如期加息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相向而行。

12月17日凌晨3点，美联储决定：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四分之一个百分点，至0.25%-0.5%的目标区间，从而结束了自美国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一直实行的接近于零的利率政策。这是美联储2006年6月以来的首次加息。
虽然美联储此次的加息幅度仅为25个基点，但此举或许正代表着美联储主席耶伦的历史性豪赌。因为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依然乏力，美联储的国外同行，包括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，正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。

日本央行12月18日在其12月货币政策声明中宣布，将继续以每年80万亿日元速度扩大基础货币规模。日本央行在声明中称，预计日本经济将继续温和复苏，通胀率将暂时维持在零。为此，日央行决定采取进一步刺激措施，以支持企业实体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、促进质化量化宽松(QQE)平稳实施。

欧洲央行更是在12月3日就宣布，进一步下调已处于负值的存款利率，由-0.2%降至-0.3%，并把政府债券购买计划的期限延长到2017年3月份，旨在鼓励银行扩大放贷，提振过低的通胀水平。

那么，美联储加息否意味着自2009年以来其奉行的在零利率条件下实施非传统的量化宽松(QE)货币政策就此终结？它对全球经济将带来怎样的影响？在2016年开始的后危机时代里，应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机遇和挑战？

美联储这次加息的做法，完全是引导市场预期之后所采取的决策。所以，这次美联储虽然名义上在加息，但实际上对宽松货币政策趋势并没有进行特别大幅度的调整。因此，从某种意义上，日本、欧洲和美国的货币政策依旧还是处于宽松状态的。

日本、欧洲实际上在货币政策方面都在向美国学习，然而，日、欧的经济基本面不如美国，欧洲地区甚至有些经济数据还在恶化。倘若未来日本、欧洲的经济状况持续不理想，美国有可能还是会继续宽松的政策，这主要源于抵消效应存在的可能性。

受上述宏观经济因素作用，沪胶浅幅回升。